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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南京大学的“两古”教授们

    南大中文系教授云集,人才济济,真可谓是俊采星驰,藏龙卧虎。不过,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 “两古”专业的教授。所谓“两古”,即是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因为这两个专业在老师及学生心目中是浑然一体的,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平素的交往中,都融合在一起,故有此名。

 

    “两古”的教授们属于古仁人君子的一类,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记得一次,在文科楼的过道上,偶然遇到了周勋初先生,我冒然上前请教问题,问的问题是:“司马相如穿的‘犊鼻裤’到底象什么样子?”那时,周先生因年近八十,已不再给学生上课了,但他不以我孟浪,让我去翻看某书某书。按先生指点,我解决了困扰我十几年的问题。我的室友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他写好了一篇文章,其中的观点与陈寅恪先生的某些观点相左,遂将文章交给周先生看。周先生看了,也觉得言之成理,颇有价值,直接帮他推荐到《文学遗产》发表。我那个室友极为感动,立刻到图书馆将《周勋初全集》全部借出来,搬到床上,刻苦研读,拟图亦步亦趋。周先生德高望重,其他教授也秉承其风,大多温柔敦厚。比如曹虹教授,极为温婉,她对学生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应该打手心了”、“要打手心了”。又比如武秀成教授,我曾经去旁听过他的文献学的课程。武老师的课上得好极了,精彩纷呈。可我自恃以前硕士时也学过文献学,读过几本文献学方面的书,在一次课上,自以为找到了武老师的一个漏洞,私下说“老师讲错了”。武老师闻后,并没有与我争辩,只是轻轻说:“可能是你错了。”后来,我认真去翻阅《中国丛书综录》,发现果然是我记错了。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我个性有些急躁,作文亦如此,容易下断语,把话说得太满,没有转圆。经过这个事件后,我开始讲究三思后行了。

    “两古”的教授们颇有乾嘉学派的遗风,好读书,一书在手,甘之如饴,外物皆忘。我的室友吴晶博士私下对这一点极为佩服,说:“最佩服就是他们看书时可以一整天一动不动,连水都舍不得站起来喝一口的那种专注。”即使在最应该休息的春节,教授们仍是在书斋里度过。莫砺锋教授曾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中所选张旭的《桃花溪》实乃宋人蔡襄所为,原题为《度南涧》。这一发现,即是莫老师在大年初一时翻书偶然的收获。无独有偶,闵丰师兄亦曾和我说过一次经历,说他在大年初一给导师张宏生教授打电话,结果接电话的是师母,而师母告诉他张老师正在用功看书。然后,闵师兄说:“听到师母的话,我背上的汗水就哇啦哇啦地流出来了。老师学问这么好,已经功成名就了,还这么用功,反观我自己,整个寒假就没有怎么看书!”张老师不仅自己用功,而且要求学生也应该认真看书。老师曾经对我说过:“多看书,书看得多了,功底自然上去了,问题也就自然能够找到,写文章也就水道渠成了。”因此,每天中午,张老师都要求我们在他面前背诵古诗。令人高兴的是,背了一个学期以后,发现自己鉴赏诗歌的能力不知不觉当中提升了。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老师们如此行事,学生们亦如此,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因此,“两古”的学生大多喜看书购书,比如我的师弟陈昌强所购之书,足够开一个小型图书馆,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以致外校有人讥讽说南大“两古”专业迂腐之气甚浓。

    其实,“两古”的教授们一点也不迂腐,在生活上,在工作中,都是可敬可亲,风致潇洒的人。在我投考张宏生教授的博士时,南大的学生私下向我介绍说:“张老师很有名士风范。”入学后,张老师每个学期都要抽时间带门下的弟子出去游山赏水,路上吟诗,归来填词,真有曾点所企盼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又比如武秀成教授,对学生的生活极为关心,还曾为一些年龄较大的硕士博士们做红娘。比如我的一个师兄,早过了婚龄,但一直忙于学业,加之人也内向,所以一直单身。有一天晚上,我们同门在一起读书时,武老师突然偷偷地把那位师兄叫出去。过了好一会儿,师兄才回来,我们一看师兄的状态,觉得不同以往,是一种春风满面的感觉。因此,就一起逼问师兄,师兄最终说出了真相,原来是武老师在偷偷给他做媒。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2009年6月,“两古”的教授为我们新毕业的博士们举行欢送宴会。席上,以张伯伟教授为首的一群老师高唱一曲《国际歌》,意态甚豪,极为洒脱,颇似桓温唾壶歌缺。当然,“两古”教授中最帅气阳光的是徐兴无教授。刚入学时,徐老师给我们新生讲话,一上台,就震住了全场,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俊朗挺拔的老师。听徐老师的学生说,徐老师爱好书法、烹调、炼丹等等,可算是有魏晋之风了。但是可惜的是,不知为何?等我们快毕业时,徐老师似乎没有以前俊朗了,可能是胖了点,还有皮肤黑了点的缘故吧。

    毕业离开南大后,“两古”的教授们就不大容易见到了。然而,在梦中,我却常常似乎仍坐在南大的教室里,聆听他们的教诲,梦醒后,总有宛然若失之感。
 

作者:刘深 编辑:陈林 审核:邬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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