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荣幸地回到母校,参加庆贺沙少海教授执教五十五周年大会,作为沙老的弟子,我由衷地高兴,虔诚地祝福沙老和师母长寿健康,百年偕老,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1947年10月,我从江西来到桂林,进入母校广西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沙老任教中文系,我成了沙老的弟子。四十多年过去,留在母校中文系当年的老师,现在只有沙老一位了。
1949年国民党反动政权行将覆灭,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广西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和护校团发出号召:“誓与西大共存亡”。沙老同我们一起 ,坚守岗位,并肩战斗,迎来了1949年11月22日的桂林解放。广西大学——我们的母校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成为新中国的高等学府之一。
刚解放时,我担任中文学会常务(系学生会主席),同时又是校政治学习委员会委员,负责中文系师生政治学习的组织和联系工作。师生混合编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发展史》。每次讨论,沙老总是按时赶到学生宿舍,一年多从未请多假,更不迟到早退。师生共同讨论问题,政治热情高涨,情感极为融洽。
1951年7月,我毕业留在系里工作。系主任林焕平教授为了帮助全系教师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利用每周一次业务学习时间,组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系里没有办公室,就轮流到各个教师家开讨论会,并由每次负责接待的教师做中心发言。我每次都提前去协助安排。轮到沙老,他还没有等我来到,就先动手把桌椅摆好了,并且给每位教师泡好一杯茶。他认真作发言准备,写出发言稿,在规定的半个小时内讲完,然后大家讨论。在沙老家学习,我除了做记录,别的什么也不用干了。
解放前,中文系只开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门古汉语课程。解放后,教学计划进行初步改革和调整,增开现代汉语课,讲语法修辞。当时找不到教师,沙老就毅然承担起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的教学任务。我协助沙老搜集报刊上有关现代汉语的资料,其中有《人民日报》上连载的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并系统地听沙老的课。我本来是给林焕平教授所开《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做辅导和批改作业,听沙老的课培养起了对现代汉语钻研的兴趣。1955年8月我报考并且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现代汉语副博士研究生(由于历史原因,毕业时没有授学位)。从此,现代汉语就成了我教学与科研的主要专业,直到今天。
1951年11月22日,包括沙老在内的中文系全体师生在广西大学土改工作团率领下,到合浦县参加土地改革,1952年6月1日回到学校。6月18日我奉命支援东北文教建设,离开了母校,也拜别了沙老。1962年11月11日我调回广西,未能重返母校,安排在广西教师进修学院工作。
我们创刊了《教学参考资料》。虽然“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刊物被点名为“广西三大毒草”之一,实际上它发行到除西藏、台湾外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中学文科教学杂志,深受区内外中学语文教师和文科其他各科教师的欢迎。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和水平,我建议约请区内外专家、学者为刊物撰稿,得到沙老的大力支持。沙老所撰《毛主席诗词的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法》(1964年1、8—9期),引起很大反响,评价甚高。有一个省的教育厅教研室在内部刊物上向该省中学语文教师推荐,作为教学毛主席诗词的重要参考。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说成是政治面目不清的“杂家”,《教学参考资料》上的“头号放毒犯”。1967年6月6日深夜第一次被打得休克,逃到桂林养伤三个月。沙老对自己的学生遭受这种意想不到的严重冲击,深表同情,给予安慰。而当时沙老的处境也是非常困难的。我几次去拜望,他还是孜孜不倦做学问,从事著述,案头上堆满了书,虽处困逆,弦歌不辍。
1972年广西大学重新建中文系,沙老又回到了母校,我和他离得近了,得以多次拜见求教。最近还蒙赠送《易卦浅释》、《庄子集注》。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易卦》、《庄子》都是难以理解的,注家甚多,众说纷纭。沙老焚膏继晷,呕心沥血,长期坚持,奋力爬梳,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古书之一字一句,从不轻易恝置,必字梳句栉,排比推勘,以求吻合作者之原意,然后心安理得”(《庄子集注•序》)。因而,这两部专著不只博大精深,为我们理解和研究《易卦》和《庄子》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导和参考,而且体现了沙老一贯朴实、严谨的学风,给我们以启发和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做学问的光辉楷模。
由于未能长相跟随沙老,我所受沙老的教诲不算很多很多,但沙老踏实、认真、勤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道德、学问、文章的风范,对我的哺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终身受用的。我年逾花甲,父在不言老,永远是沙老的弟子。弘扬沙老为师之道,聆听沙老的教诲,亦步亦趋,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祖国和广西的文化、教育、学术事业,这也就是我的心愿。
最后让我套用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歌,恭拟四句,再次表示我对沙老的崇敬和祝福。 岳衡苍苍,漓邕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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