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一日，是王小波去世的第十年。十年可以浓缩为一个时代，但一个时代，谁能又让我们如此的怀念呢？

    回顾小波去世的这十年，我们既为他的早逝而叹，又为在这个喧嚣的年代，听到如此“睿智理性、俏皮幽默”的话语而庆幸。面对学者们宣扬的“信仰丧失，道德重建”的话语，重新解读这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解读当下汹涌的文化、思想、文学诸多争论，具有很强的启迪与警醒意义。

    正如小波对“乌托邦树立权威、争夺话语权、剥夺个人自由”的抗争，我们也不愿将他作为“偶像”而顶礼膜拜，倒愿称他为我们的精神先行者或精神兄长。在生命离去的最后几年，小波拿起手中的笔，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向着虚伪的说教者、狂热的民族主义、为话语而争的知识分子抗争。在他的杂文集随笔中，随处可以见到他的那份幽默睿智的批判锋芒。
他的那份幽默，确切的说是反讽，与其是博得众生的欢笑，不如说是对我们所处境域的反思与解读，那不是插科打诨的调侃，更不是借助揭露弱者的心灵疮疤，赢得雅士的一笑。那是胸怀一颗“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张扬个人”的理想主义气息。

    所以，我们看见他反讽那些借“国学”名义博得“话语权”知识分子的虚伪，学者甘当花墨子刺使的圆滑，立志成为哲人王的进行话语权之争等的论述，无不为他那份“清新活泼、睿智理性”的精神而震撼。他以特有的英国经验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理性至上的两把利剑，对我们所处的文化之争、文学之论、思想喧嚣等社会现象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大力的解剖，加上“嬉皮士”风格的幽默话语的运用，无不彰显出他对“智慧的追求、生活的热爱、科学理性”的不懈努力。
十年前，小波的出现，就像一颗一划天际的流星。出现时璀璨无比，刹那间陨落而去。那恰是上世纪的临末，又是新世纪的开启。他掀起了“沉默大多数”不再沉默的先声，无数民间的草根的兴起，日益形成我们当今多元化思想交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小波期望“爱智慧、追自由、尚宽容”的理想，被越来被越多人接受和默默的践行。

    小波的嘎然离去，实为一个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生前默默无闻的他，除了备受争议，死后却是荣誉备加。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归，他的身上既没有宗教布道者的神圣先知，又缺少民族主义者的狂燥。他的骨子充溢着自五四以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息，少一份 “精英”话语霸权的影子，也不同于当今那些借怀古幽思或借五四先辈旧文掌故苟活的“考证”学派。

    “崇理性、爱睿智、求智趣、尚宽容”的多元性文化思想，是小波生前留给我们本世纪最好的精神遗产之一。不过，我们还依然徘徊于“道路与主义之争”、迷茫于“民主文化的伟大复兴”新乌托邦争吵中、争论于“宪政、民主、民生、改革”的喧嚣中，召唤于 “西方文艺的二度扎根”，甚至抬出“孔、孟诸贤道德伦理”重建信仰的宏图时……….，他却先走出了我们思想界快十年。这些完全从他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及系列杂文作品中体会，“反乌托邦束缚个人、追求个人尊严、打破权威、坚持理性”是小波始终坚持的解剖批判社会诸多现象一个基点，而“张扬人性、热爱智慧、懂得乐趣”是他至始至终的追求。

    相比五四那代知识分子，小波显得更具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若将“对国民性的改造”看作是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的思想一个流派，那么追求“宪政、民主、自由”则以胡适 先生为代表，但他们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批判，只是在猛烈攻击的前提下思想话语的挣拖，而小波则以当代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为根基，尤以自然科学、文化比较、宽容并存的等当代哲学、文化、科学思想，对传统“强调伦理道德”的儒家文化、理学思想进行深掘，观点更明晰，探讨更是入木三分。如其对儒家文化滋生的知识分子依附权的批判，真是发人所未发。他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同时对诸子百家的评论也令人耳目一新，如：“孟子为维护儒家的地位，对杨朱两家学说的不宽容、墨子对知识的实践求真”等，都从现代科学理性的意义进行阐释，虽然他的若干观点值得商榷，但他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疑古”的新窗口，古人的言论不像绝不向“国学家”们标榜的那么炫博。

    对中国一部分新儒家宣扬的“儒家大同，拯救世界非我华夏”的思想论点，他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伦理道德文化，就像西方人敬重本国传统一样，没什么值得炫耀，不过是一个伦理主义思想哲学罢了。倒是这些被奉为圭臬的“传统伦理道德”，有很多轻视人性的基本需求，滋养出那些“假、大、空、全”的毒素，不知酿造了多少苦难，历史中的宋明理学自不言说，近世的义和团的民族主义狂热、席卷十年的文革，哪一样不是传统伦理道德脱离人性需求的反弹？那一样不是知识分子和权利话语纠缠不清的鼓噪？

    所以，他反对知识分子那种以伦理道德相互攻击的新理学，大力提倡“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他的思维精英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知识分子要树立“求真理、求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二是知识分子要懂得审慎的运用自我的话语权，既避免妥协于“政治贿赂、商业浸染、学术权威”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又懂得对自我话语权的审慎态度；三是我们在文化、思想、文学等争论中，应提倡“多元宽容、笃实的求真、关注现实生活”的践行精神；

    因此，面对诸多文化、思想、文学的话语权等讨论，他成了中国式的堂吉诃德，拿起“崇理性、爱睿智、求智趣、尚宽容”的长矛，向着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发起攻击。这里的乌托邦，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权力对人束缚，还有知识分子话语谱系的争夺、为话语权争夺的继承制造的文化事件，更有被愚弄的千万沉默的大多数。以至他临逝前给美国友人的电子邮件写道：“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短短的数语，他道出了“沉默大多数”的心语，也表明他的那份自信，虽然，他在抗争中倒在了那片“喧嚣”的话语圈下，但他追求“崇理性、爱睿智、求智趣、尚宽容”的精神，已在沉默大多数中撒播下希望的种子，他的数本小说和杂文集，或许是沉默大多数争取“崇理性、爱睿智、求智趣、尚宽容”的宣言，这些宣言借助新生代的互联网，不再使我们变得孤单与无助，他的突然离去，使我们更加惦念这位“平民式、草根式”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胸襟和智趣。

    十年，不知淹没了多少恒河之沙的智者，而让我们依旧不忘的便是这位特立独行的智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