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宴》海报

       
       片名：喜宴

       英文名：The Wedding Banquet

       导演: 李安

       主演：郎雄 归亚蕾 赵文瑄 金素梅

       类型: 剧情/喜剧/爱情

       年份: 1993年

       获奖情况：1993年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第3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奖。

       定居美国的高伟同(赵文瑄饰)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和他的恋人、一位叫Simon(Mitchell Lichtenstein 饰)的美国男子，一起住在纽约的曼哈顿。但高伟同在台湾的父母(郎雄、归亚蕾饰)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他们不断地催促国伟快点结婚，好承继高家的香火。恰好高伟同的公寓里借住着一位来自大陆的非法女移民顾葳葳(金素梅饰)，于是Simon出了个主意：让伟同和葳葳结婚。这样一来既安抚了伟同远在台湾的父母，又能使顾葳葳拿到梦寐以求的绿卡，而且还能保持Simon和伟同之间的同居关系。

       这个看上去的万全之策却引来了更复杂的事端，伟同的父母闻知喜讯欣然来到了纽约，为儿子操办喜事。于是各种各样的情感纠纷、人际冲突便在一个热闹忙乱的中国式喜宴背后展开了……

《喜宴》剧照

       钟情于伦理探讨的李安在“喜宴”这个情节（相对他自己的另一部同性恋影片《断背山》这个情节显得简单了很多）中加入很多的电影元素，这些电影元素参与叙事、参与氛围的营造和抒情，它们使得影片突破了情节的限制而变得复杂，也使得影片模糊性加强。应该说《喜宴》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电影，它的感染力在于用电影语言使得观众获得比影片本身多得多的内容，思考空间增大，具备了优秀影片回味无穷的特点。我们在梳理情节的过程中有必要对这些电影元素进行分析。

       《喜宴》的基本情节其实就是一个“谎言”。 高伟同的父母不断催促他结婚，以承继高家的香火。伟同和恋人赛门为了保持他们的同居关系，威威也为了能得到绿卡，于是他们共同导演了这场假结婚的“喜宴”。观众似乎从一开始就明了这个谎言，并且充满了期待；而导演却试图赋予这个谎言更大的内涵，一方面用细节能让这个“谎言”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也通过细节对这个“谎言”背后的故事、文化进行探索。导演在这些细节中含着丰富的情绪，超出了“谎言”本身。

       记得“谎言”的一个画面是赛门告诉威威伟同生活的细节，赛门说话很快，这时候用的大概是手提摄影机拍摄的镜头，画面进程有些快；音乐则用的是拉美快节奏的曲调。这种叙述方式呈现出喜剧的效果，正好表达他们对“谎言”的自信。然而也就是在这时候，赛门说来一局台词，“他总是早上沐浴，除非他心情不好，或是我们吵架，那他就直接去健身房”，细心的观众可能会联想起影片一开头的那个画面，伟同表情严肃地在健身房锻炼，妈妈来信的画外音和健身器材的声响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画面在影片中还不止出现了一次，毋宁说这句台词是导演的刻意安排，因为这之后的气氛就沉重了一些。他们在半夜接到父母的电话，父母说他们要来，这时候画面用的是柔光，有点暧昧，但能感受得出来有点沉重、焦急。然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快节奏的画面，这个画面不是喜剧，而是紧张，他们慌乱地把各房间伟同和赛门的亲密照片换成伟同与威威的照片和爸爸喜欢的古典字画。整理结束后，伟同、赛门站在房间门口和威威道晚安，威威有点担心，她侧卧着，眼神似乎在说着什么，画面中光线有些暗，但苍白的床铺、被子和她的身体形成色彩的对比。

       这些谎言的陈述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最后的结局不会完美，伟同和父母、父母身上所携带的特定的文化必将产生冲突，而且要两败俱伤。但是在影片中我们看到，面对两种文化，导演的倾向性不明显，相反，他很矛盾，也许这才体现他的探索性吧。

       有些画面，李安充满同情地描绘高爸爸传统的心理。影片大约35分钟的时候，伟同来叫爸爸吃饭的时候，爸爸正在休息，伟同猛地发现爸爸变得异常的苍老，爸爸歪斜在短沙发的一边，表情很疲惫，脸上皱纹很明显，头发一丝丝地白，还有些乱。这时候悲伤抒情的音乐也响起来。但这是导演的情绪，和伟同的情绪有出入，这而后有一个伟同面部的特写，他表情严肃，去试探爸爸的呼吸。这时候的伟同那么同情爸爸，但是谁知道他又何尝不希望爸爸死去呢，那样，他和赛门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阻碍。导演可谓是包含辛酸刻画了这一个画面。

       还有一个画面，婚宴结束后，赛门陪同两位老人离开，在转角处，老陈问候他们：“师长，您还满意吗？”这当儿，师长叹息了一声，抓起老陈的手，握起来，意味深长地说：“辛苦了！”这时候悠长、抒情、中国式的音乐也响了起来。导演在这里用的是一个长镜头，用伟同和威威目送的眼光拍摄，毋宁说这是导演自己的眼光。

       携带这样情绪的画面在影片中还有很多，正因为这些，我们感觉它和一般的同性恋影片不一样，对同性恋不是一味地心理上的趋同，对环境、文化也不是一味地否定、讽刺、批判，这些都说明导演伦理思考的深度。虽然影片中导演用情节使二者的愿望都达成了一致，但我们感觉到这远远还不是结束。光两位老人登机前的对话就显得意味深长。

       “你怎么啦？”

       “没事，我只是高兴！”（妈妈在哭）

       “我也高兴！”